几十年来,我做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梦,随着一个个梦的实现,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繁荣。
解放初期,我国生产能力水平低,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比较贵,那时的小学生大多数都是赤着脚上学的。我家住在重庆华蓥山脚下,那里冬天经常下雨或下雪,很冷。我和小伙伴们打着赤脚在泥泞的小路上奔跑,双脚冻得通红,不少人因此长了冻疮,脚后跟烂一个小洞,不时流着脓和血,我的脚现在还留着伤疤。因此,那时我的梦就是冬天有一双胶鞋穿。
上小学时,我和同学们在菜油灯或桐油灯下写作业、读书,浓烈的气味呛得直流泪,昏暗的灯光逼得眼睛生疼。听老师说,电灯又亮又清洁,晚上一个屋子点一个几十瓦的电灯,如同白昼。因此,我又梦想家家户户能点上电灯,让孩子们在明亮清洁的灯光看书写作业。
上个世纪50年代,农村很穷,农民生活很苦,家家户户都把改变家庭现状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走出农村,到城里拿工资、端铁饭碗上,几乎所有的农村青年都有这个梦想。要实现这一愿望,读中专、上大学就是唯一的途径。读中专、上大学成了大多数农村青少年的梦想,当然也是我的梦想。尽管当时农村许多家庭很穷,但父母还是要千方百计地送小孩上学并希望能考上中学、大学。但当时国家也较穷,教育的投入有限,因此从小学开始就进行了考试淘汰。我是1967年小学毕业的。那年,我们学校110名毕业生只考上了14名初中生,由于我在小学的成绩比较优秀考上了初中,实现了我升学的第一个梦。1963年,高中升大学非常难考,落榜者占70%,我又有幸考上了大学,又实现了一个梦想。
我们家离县城有20多公里远,一路爬坡上坎要快步走三个小时,而且路途中要过一条在枯水时期有100多米的渠江,而在涨大水时江水汹涌澎湃,渡船停渡,不能过河。那时我们都想,如果能有一条从家乡通到县城的公路多好!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,在我们家乡沿着华蓥山脚下修了一条公路到广安县城的公路。改革开放后,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,公路慢慢修到了村,现在公路不但通到了村,而且是水泥路面,田间小道或铺上了水泥板,或打上了水泥路,我的公路梦实现了。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我国的汽车制造业很不发达,只有一个长春汽车制造厂生产解放牌汽车,因此学校烧的煤炭开始是通过汽车将煤从煤厂运到河的上游,再用船运到学校下面的河边,然后再由学生用箩筐爬45度的坡,走近400米的路抬到学校。同学们在抬煤的时候累得满身大汗,衣服都湿透了。到了1958年因大跃进汽车被用在工农业生产上去了,从煤厂运煤到河上游的任务就落到了学生身上。每到寒暑假,初三以上的学生都要挑着小煤筐,步行30多公里到广安与渠县交界处的一个叫仰天窝的煤厂,将煤炭运到离矿5公里多的渠河边。记得1962年的寒假(高二),我们高中几百名学生从放假开始一直挑到农历腊月三十上午。学校原本打算让学生正月初一、初二休息两天后继续挑。可到了腊月三十下午同学们怎么也不干了,大家集体罢工,不少女同学坐在山坡上嚎啕大哭,男同学则在山上大骂,那场面十分悲壮。学校领导见状,决定吃了晚饭后大家回家过年。吃了晚饭后,我们家乡的几个同学沿着山边的公路几乎是一路小跑于晚上大约12点多钟到了家。当时我们想,如果我们国家能生产很多很多汽车,每个学校都有几辆汽车给学校运东西多好!这个愿望后来慢慢地实现了。
我是在重庆北碚上的大学,那里冬天雨多、雾大,很冷,我们学生住的宿舍离教室较远,而且上课又不是固定教室,因此那时同学们经常议论着,能不能就坐在宿舍里通过一个什么东西看到老师讲课。这个愿望后来随着电化教学的推广实现了。
参加工作后,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,国家工农业生产都上不去,工资较低,只有40多元,而且许多东西特别是吃的和穿的要凭票供应,生活比较艰苦。当时的住房是按级别、工龄和家庭人口的多少进行分配。1972年,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十九冶德昌新农村中学的干打垒里,两间屋子,有厨房没厕所;1975年,我们一家四口住在煤渣砖楼10多平方米的一间屋子里,无厕所、无厨房;1978年我们搬进了顶层两间50多平方米屋子里,有厨房和厕所,但一到下雨,屋子漏得滴滴嗒嗒。那时我想,什么时候工资才能拿上上百元甚至上千元,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?过上所谓的“小康生活”。终于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家的经济发展,工资一年比一年高,1987年3月我们搬到了攀枝花炳草岗十九冶小区,住上了三室一厅;2008年又搬到了郫县“实久花园”小区,住上了106平方米的新房。我的工资在2004年退休时拿到了1300多元,经10年调整,到2014年拿到3000多元。可以说,我们现在基本上过上了小康生活,实现了一生的梦想。
我是十三亿平凡的中国人的一员,我一直在做梦,又在自己的努力和国家、中冶集团和十九冶的发展中,一步步地圆梦。我期待经过大家的共同奋斗,十三亿人民的梦想最终汇聚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