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殊的日子……齐文英

2016年6月1日，是十九冶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。十九冶在风风雨雨中整整走过了半个世纪。我是在十九冶成立之前到攀枝花的（那时叫渡口），亲身经历了十九冶成立前后的那些特殊的日子，那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刻，最值得怀念的日子。十九冶成立后，我跟随她走过了三十五个年头，直到退休，始终与之同呼吸共命运。我是十九冶人，十九冶是我的家，我心系十九冶，退休之后也始终像关心自己母亲一样关注她的生存和发展。

五十年前，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，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，一个动荡的年代，一个十分艰苦而人们又积极向上的年代。在纪念十九冶成立五十周年这一庄严而骄傲的时刻，回顾我亲身经历的十九冶成立那段特殊的日子，以此见证十九冶诞生的特殊历史。

1966年春节刚过，武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党委宣传部就通知管竹卿、张玉生和我“进川”到攀枝花工作，在谈话时部长一口气说了三个特别，说那里的工作特别重要，条件特别艰苦，到那里去工作特别光荣；并说，今后大家都要轮流到攀枝花这个“革命大熔炉”里去经受锻炼，你们是第一批，以后每年轮换一次。于是抱着“一年锻炼”的临时思想，我推迟了婚期，带上简单的行装便和大家匆匆上路了。那时从武汉到攀枝花的很多地方还没有铁路，我们从武汉坐火车到贵州的安顺，再坐两天长途汽车翻越“十万大山”来到云南的沾益县，在沾益乘坐窄轨小火车到昆明，然后从昆明坐一辆人货混装的大卡车继续颠簸，一路辗转用了十多天时间，于2月28日走过金沙江上唯一的铁索吊桥，到达目的地——攀枝花。

此时的攀枝花还是一片荒山，触目所及全是险峻的高山，金沙江在大山中曲曲弯弯地流淌着，弄弄坪上也只有几户人家。二月末、三月初，正是攀枝花最干旱、最燥热的季节，尽管到处是荒漠，但火红的攀枝花刚刚绽放，山坡上、深谷里、村寨周围，一片片的火红，焕发出盎然的生机，在枯黄的大山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这是我进入攀枝花的第一印象，让我激动不已。我的第二印象是另一道亮丽的“风景”——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：吊桥上，公路旁，干打垒房子的墙上，就连高高的山顶上，也用彩色的石头镶嵌出醒目的大标语，“红在渡口，专在渡口，誓做革命渡口人”，“誓把攀枝花建成拖不跨打不烂的钢铁基地”,“以苦为乐，以苦为荣”,“战天斗地,令高山让路，让河水低头”……这一切，把荒漠的攀枝花烘托出一派强烈的政治气氛，处处展现着激情,震撼人们的心灵。

曾记得，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，邓小平、贺龙、彭德怀、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踵前来视察，人们在弄弄坪和矿山的洞口曾多次见到过他们的身影，使这一片荒山显得更加神秘、更加重要、更加神圣。这种氛围，感动着每一个人，记得当时我在工作笔记的扉页里写下这样几句话:“火红的攀枝花，火红的年代，火红的气氛，火热的气候，火热的心……”

我们宣传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宣传毛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重要指示，到设计院、矿山的井巷公司、剥离公司“蹲点”，搜集大会战中人们的英雄事迹和“豪言壮语”。

我们当时的驻地是在密地山顶上的“瓜子坪”，顾名思义，一片荒山，仅有瓜籽那么大一块平地。搬进刚刚搭好的“干打垒”房子，门窗还没安上，到了晚上，狂风夹杂着黄沙灌进屋里，早晨起来，床山、被子上蒙上一层厚厚的沙土，连被面上的花纹都看不清了。白天，我们把尘土打扫干净，就趴在床上开始办公了。不过我们还算幸运，比起稍早前进来的勘察设计人员那种“三块石头架口锅，帐篷搭在山窝窝”的条件，我们起码还有一间遮阳避雨的房子，有一个简陋的小食堂，但吃的主、副食品都是从外面运进来的，每天都是“老三样”——土豆、海带、干粉条，偶尔能吃上一次腊肉，便是打牙祭了。时间长了，吃得嘴唇干裂，舌头起泡，医生说是缺乏维生素C所致。维生素C都在蔬菜和水果里。水果连想都不敢想，但蔬菜不能不吃，外面运不进来，当地农民极少，也没有种蔬菜的习惯。于是我们就发扬“南泥湾”精神，自己开荒种菜，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嘛。在工作之余，我们抗着锄头上山，顶着烈日开荒。过了两个月，荒山上长满了绿油油的蔬菜，我们喜获丰收，把蔬菜送进食堂，终于吃到新鲜蔬菜了。就这样，我们逐步适应了攀枝花的艰苦生活，我心想，艰苦点没什么，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，谁知……

1966年4月的一天，渡口市召开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，其实因为这时来渡口的单位还很少，全市的宣传干部只不过二、三十人，而且多数是“二号信箱”的。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安以文到会讲话，这是一个善于演讲，鼓动性极强的领导干部，他慷慨激昂地讲攀枝花建设的重要性，讲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攀枝花建设的重视，要求大家扎根攀枝花，做革命渡口人。在讲话中，他还特别指出“二号信箱”的人不要有临时思想，并含蓄地点出“不是已经决定‘一分为二’了吗，那边是一，这边是十九，你们不要有什么幻想了”。这是我们听到的关于一冶分家、成立十九冶的第一信息。这个消息对我们震动很大，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要与一冶脱钩，与武汉脱离，被断了后路再也回不去了，我们这些“一年锻炼”的“出差人”自然也就成了攀枝花人，从此就要扎根攀枝花，与大山为伍，在深山里生活一辈子。当时虽然思想上有点失落，内心深处对大城市有点眷恋，但很快被攀枝花建设的激情和热火朝天的场面所冲淡，死心踏地在攀枝花扎下了根。对我个人来讲，还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，我已经两次推迟婚期，这样一来又不知道推迟到什么时候了。但我们只能在私下里议论，上边交代要严格保密不能扩散。果然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就传来了武汉那边“分家”成立十九冶的消息。

六月初我们才得知，为加快攀枝花建设，冶金部报请国家建委批准，于5月20日以冶基字[66]1304号文下达通知，决定“将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一分为二、成立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”，并决定十九冶成立的日期定在6月1日。为什么是6月1日呢，这其实是一个工作目标，就是要求分家和十九冶成立前的准备工作时间一定要在6月1日完成，体现了时间的急迫。随即，冶金部派出一个庞大的工作组，到武汉一冶主持分家工作，由于攀枝花建设的紧迫性，工作组要求分家要快，不能拖泥带水。在首先决定两边建设公司班子成员后，连续召开各种会议，研究分家方案，定机构、定人员、定施工机械，分层进行思想动员。要在一周内完成分家，保证在6月1日让十九冶成立起来。在分家会议上讨论分家方案时，时任渡口二号信箱指挥长、党委副书记、一冶副经理的白培兰（冶金部已定他为分家后的十九冶经理）主动提出，在武汉的生产设施、房屋等不动产可以考虑全部留给一冶，十九冶攀枝花那边由于建设任务艰巨，条件艰苦，希望多挑选一些能征善战的骨干分给十九冶。这个姿态得到工作组的大力支持，分家进行得很顺利。各级领导骨干确定后，分头做工作，边分家边动员队伍进川。由于思想工作做得深入，很多职工主动报名要求到十九冶，参加攀枝花建设。就这样，从冶金部决定分家到十九冶成立，总共不到十天时间。

分家快，十九冶成立快，队伍集结得更快。

十九冶的成立，攀枝花这边除了小范围内传达冶金部的文件外，没有搞任何庆祝活动，没有举行什么仪式，没有挂牌，没有剪彩，没有挂横幅，没有彩旗，没有鲜花，没有鞭炮声、锣鼓声，有的只是人们的激情和匆匆的脚步：成千上万的十九冶职工从武汉、重庆、江油，从东北，从广西，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攀枝花。在十九冶成立前，进入攀枝花的单位只有土建五公司、特种公司和机动公司的少数人，分家动员后，各专业公司，机关各处室，都很快行动起来，当时凡是分到十九冶的人都能立刻行动，就像歌中唱的那样“哪里需要哪里去，打起背包就出发”。为了便于人员进川，公司在昆明设立了转运站，在成都成立了办事处，负责进川人员的接待、交通安排和物资转运。一批一批的人员从成都、从昆明络绎不绝地进入攀枝花。到1966年底，已集结了三万多人（二号信箱最高峰时达到过五万多人）。各单位先到的人就在一片荒地上建干打垒房子，抢建生产设施，使后来的人能尽快就位，进入工作岗位。当时，人们心里都充满着激情，怀揣着光荣感、自豪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，“在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，肩负着最伟大的使命”，为了建设“大三线”，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奉献自己的一切。顺便说一句，我的未婚妻也如愿分到了十九冶，于1966年8月来到攀枝花，但那时除了简陋的单身宿舍外，还没有双职工宿舍，我们的婚期还得继续推迟。

成立后的十九冶，还是在“二号信箱”里，对外一律称二号信箱，不能说十九冶。还是“一套班子、合署办公”，还是指挥部、大会战、“投资大包干”的建设体制，实行“城乡结合，亦工亦农亦商”的方针。在当时，凡是进入攀枝花的单位，一律都叫信箱，渡口市称总指挥部，属一号信箱；我们一冶到攀枝花的属于“二号信箱”（也称二指挥部或冶金指挥部），后来凡冶金系统进入攀枝花的单位，包括设计、勘察、施工、生产准备、矿山建设等都在这个“信箱”里，生产和基建很难界定，下设机构也很庞杂，除了通常的处室外，还有诸如生产办公室、矿山办公室、运输办公室、财贸办公室、动迁办公室、农业办公室等很多临时机构，管辖的二级单位除了十九冶各工程公司外，还有矿山的二、三井巷公司、剥离公司、西昌中试基地（即410厂）、泸沽铁矿以及诸多勘察、设计单位，人员来自四面八方，机构经常变动，以至于当时很多人只知道“二号信箱”，不知道有十九冶。

十九冶刚刚成立，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文化大革命便席卷而来。在大动荡中，十九冶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更加模糊了，但十九冶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顶着极左思潮的干扰，坚守在工地上，攀枝花建设在艰难中进行着。后来成立“东风钢铁公司”（攀钢的前身），生产、基建和矿山分离，十九冶才得以正名，担当起攀枝花建设的主力军，重整旗鼓，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，伴随着文化大革命，投入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中去。攀钢一期工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，几经挫折建设起来的。

十九冶诞生在远离城市、交通闭塞的一片荒山上，诞生在攀枝花艰苦创业的困难环境中，诞生在激情的岁月、动荡的年代里。这一切，注定了她要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，注定了十九冶人要长期奉献、付出更大代价、做出更多牺牲，也为后来的“出山入海”、“北上东进”继续生存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困难。

十九冶艰难跋涉了五十年，不仅在深山里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基地，而且不断开拓进取，与时俱进，从攀枝花走向全国乃至世界，为了面向市场，公司总部也从攀枝花搬到了成都市，公司不断发展壮大，业绩越来越辉煌，并打造出“西部铁军”这一响亮的品牌。

作为十九冶的一位老职工，我为之骄傲。